长乐九头马古民居柱础：以石为语

柱础(zhùchǔ)又称“磉(sǎng)”，明末清初张自烈所著《正字通 石部》记载：“磉，俗呼础曰磉。”其主要作用是将柱身中的荷载分散至更大承重面，从而提升柱基的结构承载力(chéngzàilì)。 其历史可追溯至(zhì)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(de)木垫防潮雏形。至宋代李诫编修《营造法式(fǎshì)》时，其形制被纳入官式规范，成为礼制等级的物化载体。明清时期，柱础工艺臻于鼎盛。至近现代，尽管混凝土技术革新逐渐取代传统柱基工艺，但留存至今的历代柱础遗存，仍(réng)以实物形态(xíngtài)见证了中国(zhōngguó)建筑技术演进、艺术审美流变与社会观念交融的历程，为建筑史学与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物质标本。 《淮南子 说林训》载“山云蒸，柱础(zhùchǔ)润”，生动道出柱础对湿气的敏感性，侧面印证了其防潮设计的必要性。福州地(dì)处东南沿海，气候湿润多雨，柱础的设计尤为注重防潮与承重功能(gōngnéng)。福州柱础普遍较高，多采用当地的花岗岩或青石(qīngshí)，兼具(jiānjù)稳固性与装饰性。这种“高础防潮”的技术(jìshù)传统在长乐九头马古民居中发展至新高度，其柱础通过青石材质与外扩造型的精妙结合(jiéhé)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福州地区柱础防潮承重的营造智慧。 《长乐市志》载：“‘九头马’陈利焕父子建，位于鹤上镇岐阳村福庭庄，因欲围‘九头马’（九块岩石）建筑(jiànzhù)而得名(démíng)，其所采材料和(hé)建筑工艺(gōngyì)达到当时一流水平。”九头马古民居始建于清嘉庆初年，其第一座建筑的柱础材质与造型(zàoxíng)就(jiù)巧妙地回应了闽都地区(dìqū)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。柱础多采用青石，形制以圆鼓、方形抹边、八边形为主(wéizhǔ)，通过将木柱基抬升，从而起到了绝对的防潮作用。相较于闽北部分地区常使用的红砂岩，青石具有平均抗压强度高、吸水率(xīshuǐlǜ)低的特性。这种岩性选择与中国近代重要的传统建筑技术著作《营造法原》中“础石务求密实”的记载高度相符。同时，柱础外扩式造型设计，除通过扩大(kuòdà)承压面实现荷载均匀分散外，更以其独特形态成为建筑工艺美学的载体，为后续风格演进奠定(diàndìng)基础。 九头马古民居大部分建筑在清道光年间建成，在延续福州地区合院式布局共性的基础上，采用“五落透后五落排”的整体布局形式(xíngshì)。中路祖厅作为宗族核心，其柱础(zhùchǔ)石多采用覆(fù)斗式造型，在顶、肚(dù)、腰、脚四分部均(bùjūn)雕刻有繁复纹饰彰显庄重。厢房(xiāngfáng)柱础则简化为素面圆鼓形。这种“祖厅繁奢—厢房简素”的等级化营造，正是封建礼制“尊卑有序”的空间转译。 陈从周先生曾在《柱础述(shù)要》中提到：“南方(nánfāng)除石鼓形柱础勃兴外，因地处(dìchǔ)卑湿，所以石础部分必然较高，而式样亦较多样化，差不多将它变作为(zuòwéi)脱离实际的装饰品。”而九头马古民居的柱础不仅有着卓越的防潮、稳固实用性，其纹样在遵循南方柱础特点的同时，还进一步融入地域(dìyù)特色加以创新。除了融入神话元素的传统(chuántǒng)雕刻(diāokè)题材，如麻姑献寿、长寿封侯、执莲童子等，也有动植物相结合的文字谐音来营造吉祥氛围，如蝙蝠（福）、鹿(lù)（禄）、桃（寿）等元素常常组合出现。 历经多年建造，九头马古民居(gǔmínjū)最后一座古民居于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竣工。此时的(de)建筑在柱础(zhùchǔ)营造上集前期之(zhī)大成，在造型设计(shèjì)方面对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优化，础顶内高外低的微坡度结合石雕纹饰的凹凸(āotū)走向，能更有效地引导水流方向，使雨水沿斜面自然流散，避免积水渗入木柱根部，极大地延长了木构架的使用寿命。在柱础纹样上则创新传统(chuántǒng)云纹与海浪纹结合，形成“云浪纹”的独特纹样，既保留了中(zhōng)原传统吉祥符号与《营造法式》中“云文”“水浪”的元素精髓，又暗含闽人“以海为田”的生存智慧；海兽(hǎishòu)纹与祥瑞图的交融，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互鉴的生动注脚。 这些(zhèxiē)精雕细琢的(de)(de)(de)柱础遗存，既是力学与美学的完美统一，也是中原礼制与海洋文明(wénmíng)的创造性转化，更是闽地先民在湿热气候(qìhòu)挑战下因地制宜的生态营建典范。其以石为语的艺术表达，既延续了《考工记》“材有美、工有巧”的营造精髓，又以“云浪纹”的创新突破昭示着海洋文明的开放基因，使传统建筑构件升华为见证海上丝路文明互鉴的文化符码。 （作者单位：福建理工大学设计(shèjì)学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