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有小动物搭上载人飞船去太空了!为什么模式生物能成为“探索代表”?
又有小动物搭上载人飞船去太空了!为什么模式生物能成为“探索代表”?
又有小动物搭上载人飞船去太空了!为什么模式生物能成为“探索代表”?
《长泰县志(zhì)》之县境图
清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6册,白纸精印,线装,尺寸为27.3厘米×17.2厘米,左右双边,半页10行,行20字,小字双行;初印之品,开本宏阔,墨优纸(mòyōuzhǐ)佳,行款(hángkuǎn)舒朗,笔画爽利,镌刻精雅,墨黑如漆,字大行宽,加之版面清爽雅洁(yǎjié),读(dú)来赏心悦目。
长泰现为漳州市长泰区。20世纪(shìjì)80年(nián)代,当地曾收集到(dào)两种明朝嘉靖年间编撰的《长泰县志》(胶卷(jiāojuǎn)),可惜都残缺不全(cánquēbùquán)。如今常见的《长泰县志》大都是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漳州三川印书馆(yìnshūguǎn)翻印(fānyìn)本或1947年郑丰稔编纂的《长泰新志》。而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在海内外各公藏机构不多见,目前可以查询到北大图书馆(běidàtúshūguǎn)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天津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以及台湾的博物馆有藏。民国期间,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曾藏有一套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,目前不知是否存在。
此志为(cǐzhìwèi)乾隆十五年(1750年)张懋建(zhāngmàojiàn)在长泰(zhǎngtài)知县任上主持纂修,在明嘉靖初志、清康熙续志基础上参稽增补。乾隆十五年(1750年)春,张懋建聘请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平和人赖翰颙到长泰任泰亨书院院长,并担任《长泰县志(xiànzhì)(xiànzhì)》的总纂。在编纂(biānzuǎn)(biānzuǎn)过程中,赖翰颙坚持“仍旧集新,抚事考信,删繁补缺,候莅政暇,亲加笔削而论定之”的原则,为长泰编纂了一部6册12卷近20万字的县志。这部县志史料范围广、内容丰富、记叙全面,为后人研究(yánjiū)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
赖翰颙能诗善画,在当时(dāngshí)享有盛名。他(tā)一生撰写过不少诗文,在家乡第八代宗祠里,还留有他亲笔手书(shǒushū)的木刻对联:“祖有功,宗有德,五世之馨香未远;子以燕,孙以贻(yí),百年(nián)之启佑常新。”在他母亲的家乡平和县芦溪上祖寺庙里,也有他手书石刻联一对:“丰水东流前溯源头甚远,乙山背拱(gǒng)后来地少更高。”乾隆丁丑年(1757年),皇帝南巡,赖翰颙把平时撰写的诗作(shīzuò)编成诗集,呈献给乾隆帝并受到赞赏。
《长泰县志》共有首一卷(juǎn)(yījuàn),正文12卷,分(fēn)12门87目。这种结构清晰地划分(huàfēn)了内容版块,便于读者查找和研究。在(zài)内容编排上,此志继承了明万历(míngwànlì)后志及清康熙志的内容,对明万历三十三年(1605年)以前的事直接引用万历后志,对清康熙二十六年(1687年)以前的事则引用康熙志,并增补了此后60余年的事。增加选举(xuǎnjǔ)、风土二门,风土由原来舆地门风俗目与食货门地产目合并而成,建置改为规制,食货改为赋役。
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于乾隆十六年(1751年)付刊,刊印速度较快,反映了当时地方政府对地方志编纂的(de)重视和效率。所采用传统的雕版(diāobǎn)印刷技术在(zài)当时已经相当(xiāngdāng)成熟,能够保证(bǎozhèng)大量复制,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。作为清代的地方志,其刻印质量较高、文字清晰、版面(bǎnmiàn)整洁,这不仅体现了当时印刷技术的水平,也反映了编纂者对志书质量的严格要求。
尤其值得称赞的是(shì)书中的长泰八景图,雕版印刷,绘刻细腻精美——亭台楼阁,郁郁葱葱,线条繁复,轻轻抚摸还能感受到纸张上(shàng)墨迹(mòjì)的凹凸感。
长泰修志始于明朝,至民国(mínguó)年间先后修过7部县志。然而,这7部县志中万历前、后志已佚失无存,嘉靖前、后志也散失不全。现仅有康熙志、乾隆志和民国志三部较为(jiàowéi)完整,而乾隆版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尤为重要(yóuwèizhòngyào),承前启后,又是颇具功力的一部县志。
乾隆版《长泰县志(zhì)·发凡》中称:“万历乙巳(1605年)以前事直从管志,康熙(kāngxī)丁卯(1687年)以前事从续志,核其是非,文其弇陋,更益以后(yǐhòu)六十余年事,新旧参稽,栉比援拾。”张懋建在序中云:“虽(suī)不敢自信一无遗议(yì),而集思广益,可告无过……较之丁卯旧志(康熙志),则稍详且慎焉。”
全书比康熙志多出二卷。从内容看,所定志类十二,曰(yuē)舆地、曰规制、曰学校、曰赋役(fùyì)、曰典礼、曰兵防、曰秩官、曰选举、曰人物、曰风土、曰艺文、曰杂志,每类各具子目。杂志兵燹一目,载明嘉靖中倭寇(wōkòu)逼城之事甚详,及(jí)郑成功据岛招集,亲率众万余来攻长泰;清康熙十七年(1678年)成功子郑经于(zhèngjīngyú)五月(wǔyuè)以巨舰攻海澄,六月初十日得之,遂乘胜又来攻长泰,城守黄辉开门导之入。如此(rúcǐ)类记载,均可资史传以相参证者也。
笔者所见这部《长泰县志》上(shàng)钤有“抱经楼”“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(cángshūlóu)章”两枚(liǎngméi)递藏印。抱经楼是清乾隆年间宁波人(níngbōrén)卢址的藏书楼,卢址“博览嗜古,尤喜聚书”,往往以重价购求善本,或辗转(zhǎnzhuǎn)借抄,藏书达10万余卷。他在宅旁仿天一阁建筑,建造藏书楼,并取唐韩愈给卢仝诗中“春秋三传束高阁(gāogé),独抱遗经传终始”之意,以“抱经楼”定楼名。藏书中有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稿本和宋刻《开庆四明续志》等珍本秘籍和乡邦(xiāngbāng)文献。清咸丰年间,藏书逐步散佚,至清末尚存2100余种,1916年被卢氏后人全部出售给上海古书(gǔshū)流通处。
学者周达章、周娴华著《宁波老事体》一书称,卢址的抱经楼在藏书上常钤有“抱经楼”“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”。学者曹之在所著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一书中称:“相传民国间(jiān),上海古书流通处尝伪刻抱经楼等藏书印,且雇钞胥多人(xūduōrén),每日以旧绵纸(zhǐ)(miánzhǐ)、桃花纸传抄各书,印其上,悉售善价。”这部《长泰县志(zhì)》到底是(shì)卢址的旧藏,还是上海古书流通处的作伪?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。
上海(shànghǎi)徐家汇天主堂(tiānzhǔtáng)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,是(shì)法国天主教耶稣会(yēsūhuì)人士在上海创办的图书馆,于清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始建。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,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中文图书达12万册、外文图书达8万余册。中文藏书中最(zuì)多的是中国各地的方志,有2000多种。1956年,徐家汇藏书楼并入上海图书馆。
1935年,图书馆学家、文献学家金云铭在当时的(de)第17期《福建(fújiàn)文化》上撰文,讲述了(le)参观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的事。金云铭花费了半天时间,查看后发现福建的方志有50多部,其中就有《长泰县志》,只不过(zhǐbùguò)他(tā)看到的是(shì)民国翻印版,“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刊,计六册”。而这部乾隆版的他却没有提及,可能是“漏网之鱼”。
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因旧时历年匪患兵燹,磨灭殆尽,幸得流传者(zhě),时至今日,已稀如星风矣。各地图书馆已经难得一见,甚至有(yǒu)学者将1932年的(de)(de)(de)翻印(fānyìn)本(běn)误认为是乾隆版。1935年5月,方志学(fāngzhìxué)家朱士嘉的著作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。他看到南洋中学图书馆将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翻印的《长泰县志》写为重修本,于是在书中也将其列为新志的一种。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史学家兼翻译家薛澄清看到后(hòu),在报上(bàoshàng)发文予以(yǔyǐ)纠正,文称:“福建长泰县志,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的本子是从(shìcóng)乾隆十六年(1751年)的本子复印而来的,名为(míngwèi)二书,实为一书,鄙人籍属长泰,知当时将旧志交漳州三川印书馆铅印,一共翻印四百部,每部共六册,售洋五元。朱君不知此种事实,误以为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的长泰县志是续(zhìshìxù)修的,且又误十二卷为二十一卷,又于附录一‘民国所修方志简目’,误将此书列入福建省项下,于是乎,一误,再误,三误矣。”
乾隆版《长泰县志(zhì)》具有(jùyǒu)相当重要的(de)版本价值,详细记载了长泰的历史、地理(dìlǐ)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信息,为研究长泰乃至闽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可惜,目前对于这一版本《长泰县志》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,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。
(作者单位:厦门兴才(xīngcái)职业技术学院)

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你 发表评论:
欢迎